Untitled Document方言大师赵元任
作 者 □冯爱珍
2001-08-15 中华读书报
赵元任是杰出的语言大师，也是杰出的方言大师。他自1927年开始系统地调查研究汉语方言，以融会古今、贯通中西的广博学识，新颖精湛的学术思想，严谨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创了中国“五四”以后的现代汉语方言学研究领域的全新局面，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堪称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开山祖和奠基人。
精通一个汉语方言，是了解全部汉语的准备
方言作为地域性的语言交际手段，同样具备语音、词汇、语法等基本要素，是一个完整的语言体系。各方言中丰富多彩的语言现象，为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料素材。正因研究方言具有“解剖麻雀”之功效，当赵元任决定将学术主攻方向定位于语言科学时，他就开始了方言研究，而且“毕生不倦地策划和进行汉语方言调查。”（陈原《我所景仰的赵元任先生》）1925年，赵元任在游历欧洲之后重回网堵园，任网堵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讲授“方言学”、“普通语言学”、“音韵学”等课程，指导学员进行的专题研究范围是“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自此他正式以中国语言学和方言学研究为自己学术上的主攻方向。两年后，即1927年开始系统地进行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从此这项田野工作连绵不断，贯穿一生。”（陈原《我所景仰的赵元任先生》）他调查过吴语（江苏南部和浙江）、粤语（广东、广西）、粤北土话、徽语（古徽州所属六县）以及江西、湖南、湖北三省的方言，发表过很多调查报告、专题论文和专著，如《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南京音系》（1929）《中国方言中爆发音的种类》（1935）、《钟祥方言记》（1939）、《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中 山方言》（1948）、《台山语料》（1951）《绩溪岭北方言》（1965）、《常州方言》（1970）等等。
赵元任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汉语方言的研究，基于他对汉语对语言学研究的科学认识。他认为，研究方言“第一，咱们可以通过任何一个主要汉语方言，掌握全部汉语文学。第二，精通一个汉语方言，是了解全部汉语的准备。”（《北京口语语法》，从《国语入门》M an d a r in Pr im e r1948节译，李荣1952）因此，他从1927年起，“做了十几年的中国方言调查”（《我的语言自传》312页），他全面细致的方言调查研究为中国的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创立、建设和发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为他自己成为博大精深的语言学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他是天生的一个方言学者
1922年，赵元任《国语留声片课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同学好友胡适为该书作序。序言以知己的口吻赞曰：“他有几种特别的天才。第一，他是天生的一个方言学者。他除了英、德、法三国语言之外还懂得许多中国方言。”的确，赵元任在语言上有着异常的天赋，自幼便显示出超凡的语言能力。他生于天津，两岁迁至北京，三岁迁往河北磁州，五岁又迁至保定。因此，咿呀学语之时，他便学会说“不完全”的北京话、天津话、河北话，还跟着姑妈表弟学会了常熟话。六岁从私塾老师学会用常州方言诵读四书五经。十三岁学会苏州话，并学会用反切和倒转反切说话。在美国念书以及回国工作期间又跟同学、朋友学会了无锡话、南京话、扬州话、上海话、安徽话、湖南话、湖北话、广州话、福州话等。直至1959年，在近60岁的时候到台湾讲学，又学会了复杂难懂的闽南话。
胡适还这样称赞赵元任：“他学方言的天才确是很惊异的。……他不但能说许多方言，并且能在短时间之中辨别出各种方言的特别之点。”“他有两只特别精细的音乐耳朵能够辨别那极微细的，普通人多不注意的种种发音上的区别；他又有一副最会模仿的发声器官，能够模仿那极困难的，普通人多学不会的种种声音。”（《国语留声片课本》序》）。赵元任本人并不满足于这种异常的天赋，调查记音是他语言研究准备工作之首。他说：“用表格用录音器作系统的调查工作是一回事，到各处学说各种话当然又是一回事。对于两方面都有兴趣，并且学着说一点当地的话，可以使发音人放心说他们本地的话，免得有时误认为我是政府派来宣传统一国语，反而想法子跟我说国语。”（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作为好友，胡适自然更了解这位“天生的一个方言学者”，胡适说：“他又是一个科学的语言学者。单靠天生的才能，是不够用的，至多不过学一个绝顶聪明的口技家罢了。但是，赵先生依着他天才的引诱，用他的余力去研究发音的学理；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很高深的。”赵元任成为举世公认的汉语方言大师，自然与他的天赋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远大的理想抱负，深切的爱国情结，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非凡的音乐修养才能，耕耘不辍的勤奋努力。因此，他不但是“天生的一个方言学者”，还是“一个科学的语言学者”。
他是自己国家多种方言的学者
1946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校200周年纪念会上，赵元任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荣誉学位颂语称道：“他是自己国家多种方言的学者和历史家，他的研究成果帮助西方人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语言，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理想。” 赵元任是中国多种方言的学者，是传统和现代并重的方言学家。他的方言研究继承了中国传统方言学的优秀精华，又开创了以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新领域。他1927年第一次系统地进行方言实地调查，1928年，这次调查的研究成果《现代吴语的研究》由网堵集团研究院印行出版。这部巨著的问世在汉语方言研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是现代汉语方言学诞生的标志。在它之前中国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方言学著作，在它以后出现的方言学著作，都沿着它开辟的道路前进发展。它奠定了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基础，开创了科学化研究汉语方言的新局面。自《现代吴语的研究》开始，现代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都与古代汉语方言学具有了本质的不同。它在中国首次使用国际音标记录方言口语事实，用现代语言学原理分析方言特征和语言结构系统，用古代音韵学原理考察现代方言的演变规律。它审音严格，重视语音的细致描写和来历分析，科学合理地解释错综复杂的方言现象，高度概括了吴语的共同特征，指出“吴语为江浙当中并定群等母带音或不带音而有带音气流的语言”，这一特征总括至今仍是研究者辨别吴语或非吴语的首要标准。
1970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授予赵元任荣誉博士学位仪式上介绍他的成就时，提到：“赵教授创造性地和精巧地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系统地研究现代和经典的中国语言。他的著作《现代吴语的研究》为赵教授领导的中央研究院语言学家们进行系统调查研究中国方言定下了调子。”（《赵元任年谱》463页）
20年代中国的交通还很困难，在历时两个多月的田野调查中，赵元任在吴语区共调查记录了33个方言点，访问了200多人，记录了63位发音人的语言材料。他重视实地调查，不辞劳苦，辗转田野乡间，有时露宿小站，有时借宿农家。《赵元任年谱》记载，（1927年）“12月14日一天就跑了四个地方，常常带病坚持调查工作。”他的助手杨时逢先生回忆说，那次调查“从南京沿着京沪杭铁路，每站下车，如镇江、丹阳、无锡，再乘小火轮船到宜兴、溧阳，又转回无锡”，“各处寻找集团，学生做发音人，记录该处方言。有时一天跑两三处，常常夜间找不到旅馆，连小的客店也找不到，只好借宿在乡村农村人家。”（《赵元任年谱》148页）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赵元任受聘主持语言组的工作。他视此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从此，他的语言学才华也有了大放光彩的施展舞台。来到历史语言所后，赵元任制定了方言调查的长远规划和五年计划，计划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两广粤语调查。粤语复杂难懂，其语音与共同语差距很大，赵元任选择粤语方言作为自己到任后的第一项工作，除了他对两广方言在汉语方言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外，也是他对自己的学识和技艺提出的新的挑战。他在《台山语料》序言中说，广东是“一个方言最丰富的区域，所以第一部调查就是两广方言，一方面想法子多得点语言的材料，一方面想法子利用向来没有很用过的语言记录跟语言分析的新工具无论在标音方法上啊，或是音位论的分析上啊，哪怕是录音的新机器啊什么的，我们都想好好地试他一试。“这次调查对赵元任意义非凡，可以说对他一生的工作都有重要的影响。他后来在海外教授粤语，出版《粤语入门》（1947年），他的粤语工作被世界广泛地承认和运用，除了自身不懈的努力外，与这次全面而扎实的粤语调查密不可分。
1948年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是方言地区性调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这项调查工作始于1936年，由赵元任先生主持，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和集体完成。在这部巨著的诞生过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大师与新人的合作。赵元任先生对年轻人的放手使用，无限尊重，至今令人仰止。《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绘制了66幅方言地图，首先以地图的形式表现湖北方言分为4个区的大致情况，而后的64幅方言现象分布图分别反映声韵调、特字、词类等的异同。最后的综合图用语言同言线反映湖北方言各种现象的分布情况其方言条目的选择、符号的画法、同言线的使用，都成为后来的方言专著附图的仿效对象。
赵元任定居海外后，仍坚持汉语方言的研究。遥距祖国万里，无法进行方言实地调查，他便将自己植根于海外华人之中，营造一个方言小社会。他请萨本铁做福州方言的发音人，请胡适做绩溪方言的发音人，用他们的录音材料，指导学生一起研究这些汉语方言中最复杂难懂的方言。1934年赵元任在上海主持《语言区域图》的绘制，当时由于对徽州方言情况不完全了解，没有将徽州方言独立划区。但由于太太是安徽石埭人，赵元任先生知道皖南的徽州方言不同于安徽其他方言，于是这一年他偕太太到皖南调查徽州方言。所谓徽州方言指的是古徽州府，即今安徽南部屯溪、绩溪、休宁、歙县、黟县以及江西婺源一带的方言。到过徽州的人都知道，那里山高险阻，交通不便，由此形成的方言复杂多样，令外人结舌。随着研究的深入，1939年和1948年修订《语言区域图》时赵元任先生提出了“皖方言”和“徽州方言”的分区。到海外后，他仍不忘深入研究徽州方言，恰巧，他的老朋友胡适是徽州绩溪岭北人。于是，胡适成了赵元任进行徽州方言调查研究的最佳发音人。这恐怕也是现代汉语方言调查历史上水平最高的调查人和发音人的合作，他们肯定是一对最佳拍档。1962年，《绩溪岭北音系》发表，1965《绩溪岭北方言》出版（与杨时逢合作），都是深入研究徽州方言的代表佳作。赵元任是理论与实际并重的方言学家。他深入实际，亲历田野工作，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方言材料后，他为现代汉语方言研究进行科学的分区。1934年，他主持为上海申报馆编制《中华民国新地图》第五图乙之《语言区域图》，将“中国语系”划分为“华北官话区、华南官话区、吴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海南方言”七个大区，这是首次以方言特征分区。其后1939年，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制的《中国分省新图》之《语言区域图》第四版、第五版（仍由赵元任主持）进一步修订完善了这一方言分区概念。1948年赵元任先生在《北京口语语法》中进一步将中国的语言分成三区九组。此后的现代汉语方言研究无不在此基础上耕耘收获，或七大分区、或八大分区，直至1989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完备的语言地图《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十大分区，仍是继承、完善、发展了赵元任的汉语方言分区概念。他是用现代科学方法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第一人赵元任作为现代汉语方言学之父，其成就绝不仅仅体现在他那累累众多、深刻精辟的奠基之作上，更重要的是他为从事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开创了一系列科学实用的理论和方法。他引进国际音标，并根据汉语特点修订国际音标，使现代汉语方言调查记录一起步即走向世界。用国际音标记音，这对使用方块文字，原本只能用“直音“、“反切“表示读音的汉语来说，其进步的意义绝对是革命性的。他提出的归纳音位的原则和理论一直指导着后来的方言调查和整理研究。他根据音律原理设计的一套五度制标调字母，为记录和研究方言提供了准确方便的工具。他根据方言调查所要了解的基本字音，于1930年设计出版了《方音调查表格》。这个表格在吴语、粤语方言调查工作的基础上，选取了比较常用的3567个汉字，字的次序按古代《切韵》、《广韵》一系的韵书所代表的古音系统排列，声母、韵母、声调形成框架，每个字放在各自应有的音韵地位之中，每一页都是一张韵图。根据这个表格记录出来方言语音，在一个平面上不仅可以看出声韵调配合关系，还可以看出古今语音演变规律，许多复杂的语音现象一目了然，便于归纳整理。这个表格后来由丁声树、李荣先后修订编制成《方言调查字表》，汉字增至3700多个，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几十年来，《方言调查字表》作为汉语方言调查的基本手段而被方言工作者广泛运用。汉语方言调查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底本，便捷了许多，深奥的音韵学也变得直观容易理解了。赵元任调查方言还善于利用一切现代化的辅助手段。二、三十年代录音设备、照相设备都还是稀罕物件，赵元任却已将这些物件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他自己有着“录音机式的耳朵“，但每次调查他还都用录音设备永久地保留发音人的语音，并整理发表。比如，1935年调查江西方言历时21天，调查了57个县的方言，灌制了80多张双面唱片。1948年发表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每一方言点均配以相应的有声读物。赵元任研究方言注重相互间的异同比较。《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是比较方言语法的鼻祖。《中国方言当中爆发音的种类》（1935）是就某一专门的语音现象进行方言间横向比较的典范之作。不论是地域性的方言研究如《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还是地点性的方言研究如《钟祥方言记》，赵元任都十分注重音韵比较，跟国语（普通话）比较，跟古音比较，由此创立了方言学研究中的比较音韵学。他以方言研究为工具，博古通今，以活的现代语言事实解决死的古代语言问题。“每一个识字的人都懂得古汉语，不过这是单就了解古书说的。要是读出声音来，总是某一种现代方言的读音。中国过去的学者很少 知道，古代汉语的实际读音是什么样儿的。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留心语音。中国人向来对语音是很留心的。不过因为文字不是拼音的，他们不能不偏重抽象的语音分类跟语音当中的关系，比较忽略语音本身的音值。他们对语言的认识是正确的，不过不是具体的。好些古代学者的著作，要等待现代语言学家作语音学的解释。有人打过这么一个比喻：传统的中国音韵学好比一部代数书。这部书里头有好些真理，不过在运用这些真理以前，必须把数字代进公式里头去。数字就是现代汉语方言。语言学家研究现代方言的读音（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古代借字的现代读音－－日译吴音、日译汉音、高丽译音、安南译音），再拿来跟传统中国音韵学的系统（反切、等韵）比较，详详细细的构拟出公元六百年左右的汉语读音（除了四声的调值）。”（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李荣译）这些研究中的比较方法一直指导着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进行和发展。
